宁都翠微峰下配资门户网官方网，中央苏区反“围剿”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，五座葱郁山丘环绕四周，愈发衬出它的庄严肃穆。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展现中央苏区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的军事纪念馆，同时也是江西省廉洁文化教育基地，这里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基因，是党员干部锤炼初心、汲取力量的“精神熔炉”。
“一部半电台”
步入纪念馆，可见展柜中陈列着“一部半电台”（复制品），它外表朴实无华、周身锈迹斑斑，背后却记录着一段传奇的革命故事。
1930年12月30日，在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龙冈战斗中，红一方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并俘虏了十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。由于红军战士从来没有见过电台，出于对敌人的仇恨，把电台砸成了只能收不能发的“半部电台”。不久后，红军在东韶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，至此，红军一共拥有了“一部半电台”。
有了电台，却不会用，这成了摆在红军面前的一道难题。此时，十余名被俘虏的技术人员跟着红军生活了一段时间，被红军一心为民的作风和崇高的革命理想深深打动，自愿帮助开展工作，为红军作贡献。其中，王诤主动请缨，带领大家修理“半部电台”。临时工作室里光线昏暗，王诤手持工具，全神贯注地检查、调试零件，身旁的战友们递工具、紧张围观。接上电源、挂好天线后，电台终于发出声响。收到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新闻的那一刻，屋内欢呼雷动，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就此起步。
以“一部半电台”为基础，中国工农红军在赤坎村陈家土楼成立了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，由王诤任队长、冯文彬任政委。毛泽东、朱德亲自签发《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》，在赤坎村开办无线电训练班，由王诤亲自担任教员。训练班教室是简陋土坯房，王诤站在讲台上，拿着自制教具耐心授课。学员们坐在粗糙的木凳上，或奋笔记录，或皱眉思索。他们用木块、铁片制作电键，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，短短4个月，红军便培养出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才。
1931年4月，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“围剿”。狭小闷热的监听室里，王诤带领队员们守着残损的电台，日夜监听。5月15日，王诤和刘寅捕捉到国民党军第28师与吉安留守处电台的联络信号。他们屏气敛息，仔细分辨，截获了第28师将前往东固的重要情报。
此时红军主力正隐蔽在东固、富田一带，毛泽东、朱德依此情报在东固通往富田的白云山九寸岭设伏。5月16日6时，敌军进入伏击圈，红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，枪弹声、喊杀声交织，经过一昼夜激战，全歼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，赢得了第二次反“围剿”首战的胜利。随后，红军一鼓作气，连打胜仗，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“围剿”。
毛泽东为此写下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的豪迈诗句。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集会上，毛泽东称赞电台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，表扬王诤、刘寅立下了头功。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上，王诤作为通信兵的代表，与陈毅、罗瑞卿、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等红星奖章”。
“有盐同咸，无盐同淡”
在纪念馆内的“军民同心”展区，一个苏区时期盛放茶盐的瓷罐吸引着众人的目光，老红军郭春福的女儿郭凤林来到纪念馆参观时，看到这个瓷罐，思绪不禁飘回从前。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因为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，苏区物资严重匮乏，尤其是境内不产盐，外面的盐又进不来，导致食盐奇缺，成了稀缺的珍宝。当时，一块大洋在白区能买7斤盐，在苏区却买不来与这块大洋同等重量的7钱3分盐，被称为“盐顶七钱三”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苏区不得不对食盐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，规定中央苏区的党员干部每月食盐配给额度为4两，前线部队每人每天有8分盐。但实际上，连这个标准也常常无法达到，很多人都没有盐吃。许多战士和群众因长期缺盐而身体浮肿，伤口不易愈合，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。
为了让红军战士能吃上盐，宁都人民提出“炒菜少放盐、蒸汤不放盐”，硬是从牙缝里把食盐省下来，全部用来支援前线。苏区群众刮干净了自家的盐罐子，把食盐送给红军，自己则从老屋墙上、地窖等地方割取硝土，用土法熬制硝盐替代食盐。这种盐入口发苦发涩，多吃两口甚至舌根发麻，吃多了还有毒。
时任闽浙赣省财政部部长张其德，手握食盐分配大权，却自觉守着盐堆吃淡菜。有一次，他的孩子实在受不了了，自己去取盐，被张其德厉声喝止，“这些盐巴来之不易，我们决不能以权谋私，动用公家一粒盐。”
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，让“盐”成了那一代红军战士最沉重的牵挂。1931年，郭春福在宁都加入红军，亲身经历了缺盐的岁月，后来他参加了长征，留在陕西工作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家乡。1950年，郭春福带着全家从陕西西安回宁都时，特意带了一大包盐，在他的记忆里，家乡的盐很是紧缺，他想多带些回去分给乡亲们。郭凤林回忆说，父亲离家太久了，他并不知道，革命胜利后，宁都早已不缺盐。
如今，九十多年过去了，虽然食盐不再稀缺，但宁都人民喝无盐汤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。人们喝的是清淡的汤，品出的却是当年那份血脉相连的咸与甜，传承的是当年苏区军民的情。
“宁都霹雳响天晴”
步入纪念馆二楼“铁血征程”展区，一座英雄群雕前，观众们静静伫立。群雕正中间，宁都起义领导者赵博生身披戎装，左手紧握望远镜，目光坚毅眺望远方，浑身散发着矢志革命的英雄气概。观众们屏气敛息，跟随讲解员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1931年10月，宁都起义两个月前，在中共特别支部的发展下，后经中共中央批准，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此后赵博生成为宁都起义主要领导者。
宁都起义前夕，第26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发展了20多名地下党员，起义条件渐趋成熟。然而，12月5日，蒋介石从南昌行营发来“十万火急”电报：“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、袁汉澄、王铭五3名共产党员，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。”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使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复杂。特别支部委员会刘振亚等人临危不乱，研究决定由赵博生回复“遵令即办”电报，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，袁汉澄趁夜前往瑞金向毛泽东、朱德等领导人汇报，并商议提前举行起义。
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，1931年12月14日傍晚，赵博生以宴请名义，在一座住宅楼内召集第26路军团以上主官开会。宴席分设楼上楼下两处，楼上设军官席，楼下则安排随行卫士就座。
晚8时许，赵博生起身肃立，神情严肃地向在座军官阐明当前国内局势及第26路军的处境与出路，宣布起义加入红军，与红军联合抗击日寇。席间立刻骚动起来，大部分军官表示拥护，个别企图反抗的军官，当场被解除武装，抓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楼下随从卫士的武器亦被警戒人员迅速解除。局面得到控制后，赵博生命人对空鸣枪三响，以此为号，全城各部统一行动随即展开。起义最终取得成功，第26路军17000余人加入红军，使得中央红军从3万多人一下猛增到5万多人。宁都起义的胜利震撼全国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，壮大了红军力量，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。
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，经过政治教育和整编，成长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。红五军团历经中央苏区第四、五次反“围剿”斗争，并在长征中赢得了“铁流后卫”的赞誉。
1938年12月，纪念宁都起义七周年时，延安凤凰山阳光明媚，毛泽东与参加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，并在照片上题词：“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。”
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，叶剑英元帅赋诗怀念赵博生：“宁都霹雳响天晴，赤帜高擎赵博生。虎穴坚持神圣业，几人鲜血染红星。”
岁月虽逝，精神永恒。这场彪炳史册的伟大壮举，留下了“铁心向党、坚持真理、爱国爱民、敢于斗争”的宝贵精神财富，一直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奋勇前行。
走出纪念馆，夕阳余晖为广场中央《铁的红军》红色雕塑镀上金色光辉。山风轻拂翠微峰，仿佛传来当年的冲锋号角。苏区将士以热血书写的篇章，依然在叩问新时代的我们：何以永葆初心？何以无愧山河？答案，就镌刻在这丹心铁骨铸就的丰碑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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